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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经是互联网创业者的乌托邦

  不仅学习工作顺利,就连拿绿卡、生孩子和买房子小许都快人一步。“生活一眼就能看到头了,可是我才30岁。”小许说。家门口四季常绿的棒球场,20分钟车程的健身房,Los Altos的伏牛堂,一切都和自己初到硅谷时一样,他说,“这几年里,国内同学的老婆都换了人了,我家门口的购物中心还没盖好。”
 
  最可怕的是,有一天,小许起床后发现自己的枕头散发出一股中年人的头油味。那一刻,小许惊觉时不我待。
 
  在千里之外,被称为“中国硅谷”的互联网产业核心中关村,另一些人的生活和养老完全搭不上边。
 
  华清嘉园楼下的几间小咖啡馆常年人声鼎沸,清华东门外的兰州拉面和西少爷里挤满了“打包带走”的创业者,曾经是海淀图书城的小路,已经正式改名为“中关村创业大街”。卖电子产品起家的曾经的中关村电脑城,如今已经是互联网创业者的乌托邦。
 
  和硅谷的养老节奏不同,中关村每天都在搏命。
 
  五道口地铁站五道口地铁站
 
  这个搏命,指的是全世界独一家的996工作制。在希格玛大厦旁荣上居租房的中关村码农小张告诉我,不管自己加班到什么时候,回到家中望向希格玛大厦,那里总是一片灯火通明。夜夜如此,周末和节假日也不例外。希格玛大厦还有另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腾讯视频大厦。
 
  这个搏命,也指的是这里极高的竞争强度和淘汰率。曾几何时,对于在美留学,千辛万苦找到工作,甚至拿到身份的华人工程师来说,这根本不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因为仅仅8年前,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占总GDP的比例还只有3.3%,几乎比美国少了一倍,落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数据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对于在美工程师,回国不仅意味着放弃美国的高薪高福利,在国内,可能连合适的工作岗位都找不到一个。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海外留学”一直是精英的代名词。读着《哈佛女孩刘亦婷》长大的那群人,上了哥大,成为了奥巴马校友,上了哈佛,成为了比尔·盖茨同窗,然后继续着“能出海就出海,能留在国外就留在国外,拿到了身份就不再回来”这样的人生轨迹,在硅谷的科技公司里奋斗着。
 
  然而在硅谷这片曾经的蓝海越变越挤,创业扩张的浪潮趋于平静,生活变得愈发温吞之时,中国已经悄悄进入了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徐国曦在文章《老实人的归国与失身》中这样戏称如今中美互联网业发展节奏差异之大:清华毕业之后的五年,在美国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孤身一人两手空空。与此同时,国内普通一本毕业、一头扎进互联网风口的高中同学早已在各种小公司积累了工作经验、加入独角兽企业、拿到股权、结了婚、年薪说出来能“吓美国博士一跳”。“高考高分也罢,来北京也罢,写代码也罢,明明是我先来的,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老实人问自己。
 
  不管老实人的经历是否是个例,也暂且不提中美互联网业之间仍存在盈利模式创新和核心科技创新之上的分野,有一个事实我们无法否认——中国互联网已经过了仰望美国的阶段,开始站在同一个赛道开始新的博弈了。
 
  而在这场博弈中,越来越多的工程师——尤其是30岁-40岁的中年“海漂”们,选择把宝押在中国,自己的家乡。
 
  据领英发布的《中国海归人才吸引力报告》,在受访的华人中,有73%表示自己考虑过回国,半数以上海外华人有强烈的归国意愿。在2011至2017年间,归国人才总数超过了30万,而且仍在逐年增加,其中多数为科技金融行业从业者。
 
  如今,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担任美团非执行董事,前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陆奇担任拼多多独董,特斯拉自动驾驶项目负责人谷俊丽加入小鹏汽车,这些大佬们的决定,可不能再用酸溜溜的“能力、身份、文化”三连击来概括了。
 
  对“人到中年”的硅谷工程师来说,回国的决定背后已经不是“能力不足找不到工作”,“搞不定身份没法留下”,和“老中在自己圈子里呆久了跟美国人玩不到一起去”这些心酸故事。更多的是期待自我实现的内在动力,而不是被逼无奈。
 
  也正是因为背后没有生存问题的驱动,随着互联网,汽车制造,金融科技等多个行业的中国企业加速出海“抢人”的步伐,国内的经济态势、职业上升通道和创业机会开始越来越吸引30-40岁的“中年海漂”选择回国发展。基于领英平台的海归人才大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从2013年到2017年,30-40岁的海归人才占当年海归总数的比率从16.5%上升至30.6%;而20-29岁的海归人才比率已经从79.7%下降52.2%。
 
  是在硅谷养老,还是去中关村搏命?
 
  毕业于清华计算机系四字班,从小就是“神童”的他一直顺风顺水,保了本校的研,刚一毕业就拿到了Facebook的offer。在Facebook工作后,小许四年内连升了3级,“一年到E4,一年到E5,最后用了两年到E6。”
 
  在楼下日料店,小许用筷子戳着已经凉了的咖喱饭对我说,“感觉没意思,硅谷没意思。”
 
  年轻有为的小许手里握着Facebook的经济命脉——他在广告组当Manager,Facebook三分之一的年收入都来自这个组。因为责任重大,所以小许“不敢轻举妄动”。此外,广告是相当成熟的一个组,具体的战略都由上层制定,代码都经过长期的实践不需要做什么大改动。因此小许陷入了一个“很累、没什么主观能动性、每天协调各个组工作”的尴尬状态。
 
  已经坐上管理层的小许感慨道,“我是一个工程师,工程师需要挑战。”而自己已经很久都没写过代码了。
 
  “有时候听上司讲公司刚成立时的故事,我特别羡慕。真希望自己能早几年加入,赶上那个群雄逐鹿的时代。现在的硅谷像个养老院。”小许说。
 
  Google总部的菜园子Google总部的菜园子
 
  硅谷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英杰辈出、风起云涌的硅谷了。逐渐走向成熟的管理模式下,被大公司瓜分掉的市场中,即便有好的初创公司出现,也多半免不了被FLAG收购的终局。换句话说,收集数据、清洗数据、吸纳用户、批量生产,哪一样不需要大量资源?但是资源和市场都被大公司占领的差不多了。最近的一系列发布会上,媒体的高潮不过就是哪家的语音助手说话最像人,哪家的VR做的最逼真。硅谷已经很久没有新闻了。
 
  在Google做无人驾驶高级工程师的张梁(化名)也越来越感觉到硅谷创造力的缺乏。已经工作十年的他不知何去何从。“曾经硅谷是一夜暴富百花齐放的奇迹之地,如今这里像在进行军备竞赛。同样的技术几家都有,几家都差不多。”追求职业生涯亮点的张梁三年前从Google Waymo跳槽到苹果无人车项目,感觉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所有人都在做AI,好产品却越来越少。”
 
  养老的感觉不仅体现在工作上,也体现在平淡的生活上。
 
  据统计,2014年中关村创业大街正式开放后的三年里,这里累计孵化创业团队1900个,其中获得融资的只有743个。但每个脸上发着熬夜后油光的年轻人,都坚信自己会是留下来的那一个。外表老旧的科贸电子城里每天都有新公司挂牌开张,但也每天都有公司烧光了钱开始变卖办公用品。
 
  在科贸电子城8楼唱吧KTV工作的前台小吴告诉我们,楼下的有些公司,连名字都没记住就搬走了。经常是过了几天就发现楼里又换了格局。“经常有公司开业来唱歌庆祝,这楼里每过一段时间就换一拨人。”